要害詞：古典文學 班固
班固論“文”的文字，既見于《漢書》等專書，又見于《離騷贊序》《兩都賦序》等文章。在《漢書》中，班固固然還沒有專門列“文苑傳”，但從其《敘傳》可見，他為一些人物立傳，目標就在于文學的進獻。異樣是為司馬相如作傳，並且班書之傳基礎照抄遷史，甚至贊語亦近似，但其作意卻似同而有異。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稱：“子虛之事，年夜人賦說，靡麗多夸，然其指風諫，回于有為。作司馬相如傳記第五十七。”《漢書·敘傳》則說：“文艷用寡，化為烏有，寓言淫麗，托風終始，見識博物，有可不雅采，蔚為辭宗，賦頌之首。述《司馬相如傳》第二十七。”史遷重在誇大相如賦旨在諷諫并回于有為，列其傳在《東北夷傳記》之后，因此其作意是為文學家立傳仍是為政治家立傳才多有爭議。但班固卻很是明白，論其賦一是文艷寓言、托諷終始，二是見識博物、有可不雅采，三是蔚為辭宗、賦頌之首，均從文學立論。恰是從這個意義上，可以說，班固是自發為文學家立傳的第一人。
班固論“文”時，認識到了其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，并將之提到較高的地位，如說賦“斯事雖細，然先臣之新式，國度之遺美，不成闕也”（《兩都賦序》）。雖沒有像曹丕那樣稱之為“經國之年夜業，不朽之盛事”，但視為“國度之遺美”也是史無前例的。是以在《漢書》中，他節錄了大批文獻，包含了詔令、奏疏、諫議、詩賦、書札等等那時一切體裁。他也留意到了“文辭”之于作者文學位置的主要意義，記時人評價董仲舒、司馬相如、吾丘壽王、主父偃、朱買臣、嚴助、汲黯、終軍、嚴安、徐樂、司馬遷這些人士，具有配合的特色“辯知閎達，溢于文辭”（《西方朔傳》）“文辭并發”（《地輿志》）；他闡述屈原時，稱“其文弘博麗雅”“后世莫不考慮其精華，則像其自在”（《離騷序》）；贊嘆司馬遷“有良史之材”時，很愛護于他寫《史記》時“善序事理”的敘事特征、“辨而不華”的思辨品德、“質而不俚”的說話作風、“不虛美，不隱惡”的史家本質。而在《漢書》列傳引述傳主文章時，班固有時也琢磨與評價文章的寫作特征與作者寫作心思，如《鄒陽傳》記錄，鄒陽看到吳王劉濞有謀反跡象，因此奏《上吳王書》，班固說它采用了“先引秦為諭，因道胡、越、齊、趙、淮南之難，然后乃致其意”的伎倆，緣由就在于“其事尚隱，惡指斥言”。
可是，班固論文最為追蹤關心的仍是文章的政治感化與品德意義，一直苦守儒家的評價尺度。儒家重德尚義，所謂“用德彰厥善”（《尚書·盤庚》）“敬德保平易近”（《尚書·酒誥》）。在孔子的實際系統中，仁、義、禮、知、信現實都起首是品德的原因，誇大小我涵養，在此基本上請求用品德來管理國政，如許才幹獲得大眾擁戴而收到管理的後果：“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眾星拱之。”（《為政》）。儒家重文尚樂，主意“思天真”，特殊誇大“興不雅群怨”的社會感化。班固論“文”，起首保持的也是“德”的尺度，這有兩個凸起表示，一是誇大文學“補于世”的社會心義，二是保護“五經”的品德準繩。
作為汗青著作，《漢書》收錄了不少時文，除了朝廷的聖旨外，收錄最多的是朝臣的諫議文字。有的只是幾句諫詞，如《高帝紀》：“漢王欲西回，張良、陳平諫曰：‘今漢有全國太半，而諸侯皆附，楚兵罷食盡，此天亡之時，不因其幾而遂取之，此養虎自遺患也。’漢王從之。”還有很多單篇諫議，如華文帝“除盜鑄錢令，使平易近放鑄”賈誼上五百余字諫書（《食貨志》），漢武帝欲起上林苑西方朔婉言以諫，賈山向華文帝上《至言》借秦為諭“言治亂之道”以諫，等等。此外，其收錄的“上書”“對”“奏”“疏”等，亦多為“言得掉”之作，斟酌的是政治的意義。班固推許的是“立名于后世，冠德于百王”（《敘傳》）的儒家人生境界，《幽通賦》所說“復心弘道，惟賢圣兮”“舍生取誼，亦道用兮”。器重古圣先賢的模範氣力，誇大舍生取義的價值不雅念，器重朝聞夕逝世的求道精力，是儒家的道義，也是他本身的心聲和尋求。在《楚元王傳》贊中，班固明白說：“自孔子后，綴文之士眾矣，唯孟軻、孫（荀）況、董仲舒、司馬遷、劉向、揚雄，此數公者，皆博物洽聞，靈通古今，其言有補于世。”能否“有補于世”，恰是班固在《漢書》中節錄、評論文章的主要尺度。在《賈誼傳》“贊”中他說：“（賈誼）凡所著作五十八篇，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傳”，《晁錯傳》“贊”稱“論其實施之語著于篇”，均為此意。目標正在于“勸善懲惡，不雅風察俗”“可使夫雕蟲小技者，聞義而知徙”（劉知幾《史通·載文》）。
在論“文”時，班固起首重視的也是其諷諫意義。在《司馬相如傳》中，他批准司馬遷的判定，直接稱《子虛賦》：“借此三報酬辭，以推皇帝諸侯之苑囿。其卒章回之于節省，因以風諫。”稱《難蜀長者檄》：“相如使時，蜀長老多言通東北夷之不為用，年夜臣亦認為然。相如欲諫，業已建之，不敢，乃著書，借蜀長者為辭，而己詰難之，以風皇帝，且因宣其使指，令蒼生皆知皇帝意。”他以為揚雄作《校獵賦》《長楊賦》《會議室出租酒箴》“聊因翰墨之成文章”，目標都是為了諷諫（《揚雄傳》《游俠傳》）。在《匡張孔馬傳》中，他記敘在成帝即位之時，匡衡上疏，稱其目標也是為了“戒妃匹，勸經學威儀之則”。在《兩都賦序》中，他稱司馬相如、虞丘壽王、西方朔、枚皋、王褒、劉向等的“旦夕論思，日月獻納”，倪寬、孔臧、董仲舒、劉德、蕭看之等的“不時間作”，都是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，或以宣上德而效忠孝，雍容吹噓，著于后嗣，抑亦雅頌之亞也”，誇大是儒家境義中焦點的忠孝之義和諷喻之情。
“六經”之文，早有儆戒之義，《尚書》所謂“儆戒無虞”。《周易》“開物成務”“以此齋戒，以神明其德”的意圖，《詩經》“式訛爾心，以畜萬邦”（《小雅·節南山》）“殷鑒不遠，在夏后之世”（《年夜雅·蕩》）的囑告，《樂》自有“移風易俗”的感化，周公作禮以“戒慎乎其所未睹”“戒勿越”的目標，孔子成《年齡》而“亂臣賊子懼”的後果，都顯示出“六經”創制皆有“垂教”的轉義。以儆后世，也是《漢書》寫作的主要目標之一，作者在《敘傳》中明白地標示出來。如：“亡德不報，爰存二代，宰相外戚，昭韙見戒，述《外戚恩惠膏澤侯表》第六。”“統微政缺，災眚屢發。永陳厥咎，戒在三七。鄴指丁、傅，略窺占術。述《谷永杜鄴傳》第五十五。”“彼何人斯，竊此貧賤！營損高超，作戒后世。述《佞幸傳》第六十三。”這是史家的應有之義，也是對儒祖傳統的秉持和宏大。
趙翼《廿二史札記》說漢初“每有年夜事，朝臣得援經義以調和長短”，緣由是“法制未備”。實在，不只這般，全部漢代都具有援經按斷這個特色，緣由也還有“獨尊儒術”的政治需乞降“折衷于夫子”的客觀崇仰，所以“以明經為帝王師”者年夜有人在（參閱《廿二史札記·后漢書》“累世經學”條）。兩漢書所記，多有其證，《漢書》更是直接稱“緯《六經》，綴道綱”（《敘傳》）。班固在表達思惟不雅點的“贊”語中多處稱引儒家經典認為尺度，評價傳主與史事。《漢書》100篇，有傳贊者99篇，贊引《易》《書》《詩》《禮》《年齡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之語者，竟有35篇。而此中觸及孔子者達22篇，有的用《年齡》之事，更多的引《論語》之言，有的用一言、一事，有的則連引數語，《古古人個人空間表》中更是持續引孔子之語5條：“孔子曰：‘若圣與仁，則吾豈敢？’又曰：‘何事于仁，必也圣乎！’‘未知，焉得仁？會議室出租’‘不學而能者，上也；學而知之者，次也；因此學之，又其次也；困而不學，平易近斯為下矣。’又曰：‘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也。’‘唯上智與下愚不移。’”既博采“經傳所稱”以“顯善昭惡，規勸后人”，又以此為據擺列品級次序遞次。這在史乘中是少見的。
誇大諷諫之義也好，重視引經論事也罷，班固堅持的是孔子的品德準繩，是儒家的倫理態度。為作甚汗青人物立傳？若何傳承汗青典則？班固固守著孔子“述而不作”的準繩。他稱贊其父班叔皮“唯圣人之道然后盡心焉”，說他：“仕不為祿，所如分歧；學不為人，博而不俗；言不為華，述而不作。”稱贊之中，滿含著羨慕和尊奉。在《敘傳》中，他談到本身撰著《漢書》的緣由，是由于《史記》“太始以后，闕而不錄”，所以才“探纂前記，輟輯所聞，以述《漢書》”。異樣是交接各篇寫作的動因，司馬遷《太史公自序》均稱“作”，如：“諸侯驕縱，吳首為亂，京師行誅，七國伏辜，全國翕然，年夜安殷富。作《共享會議室孝景本紀》第十一。”“自孔子卒，京師莫崇庠序，唯建元元狩之間，文辭粲如也。作儒林傳記第六十一。”而班固《敘傳》教學場地則均稱“述”，如：“孝景蒞政，諸侯方命，克伐七國，王室以定。匪怠匪荒，務在農桑，著于甲令，平易近用寧康。述《景紀》第五。”“抑抑仲舒，再相諸侯，身修國治，致仕縣車，下帷沉思，論道屬書，讜言訪對，為世純儒。述《董仲舒傳》第二十六。”一字之差，卻反應出兩者思惟準繩的分歧，司馬遷表現的是漢代文人的發明認識，班固則反應的是漢代文士的守道精力。
班固以德論“文”，凸起了文士的人格精力和文學的社會義務，誇大了文士的道義不雅念和文學的社會價值。但由于他固執甚至近乎固執地“宗經矩圣”（《文心雕龍·史傳》），因此也使得他表示出的價值判定具有牴觸性，評價屈原既稱“靈均納忠，終于沉身”（《后漢書·班彪傳》載班固“奏議東平王蒼”），又說他“露才揚己”，是“貶絜狂狷景行之士”；評價司馬遷既贊成其“合德”的不雅念（《司馬相如傳》），又說他“長短頗繆于圣人”（《司馬遷傳》）。這些方面，直接影響到了劉勰的文學評價，也成為中國現代文論的主流不雅點之一。
（作者：張慶利，為珠海科技學院文學院傳授）